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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军梦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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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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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20 19:5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柔佛的华人...
柔佛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州属,但在19世纪时,人口却是非常的稀落。给予地契以鼓励移民的到来,是发展柔佛州与增加人口的政策之一。许多华人是指望在港主制 度下,这些土地适于农业发展而被吸引到柔佛来。相当多的印尼爪哇人或阿拉伯人也被鼓励在柔佛落户并接受地契。最早的人口普查数目显示,在1911年,柔佛 州人口有180,412人,其中华人占63,410人,新山的人口为22,836人,华人占了13,299人。

在柔佛华人的历史中,义兴公司与某些人的名字显得突出,这些名字因某些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而流传至今。通过对被用以命名街道者的人格探讨,即能看到这些人在柔佛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

港主制度...
港主制度是甘蜜与胡椒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港主制度是土地行 政的一种制度,是柔佛独有的。当时,整个柔佛都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着,唯一能进入内地的只有沿着河流。因此,只有通过对河流或其支流两岸的土地的开放,并 发于租契,才能使土地成为有效益。这项土地的开放租约即称为“港契(Surat Sungai)”或“河流文件”,而港契的拥有者即是“港主(Kangcu)”或“河流的主人”(Tuan Sungai),而港主所落脚之地便称为“港脚(Kangkar)”。这些名称都是依据垦殖者的语言,也就是潮州语而来的。

这份租契是不能买或卖的,但却可以分租,即将一份租约分租给数位种植者。港主必须遵守某些条规,而这些条规也写入1873年港主法令内。这项法令包含了 78项条例,并列明港主的责任,即他必须登记他的租约,登记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园主,记录甘蜜与胡椒的产量,记录所有到来与离去的甘蜜与胡椒的运载船 只,每4个月向华人侨长提呈报告,维持法律与秩序,解决纷争,付予一定的租金等等。在《柔佛州中华工会40周年纪念特刊》内已刊登一篇许云樵教授所撰写的 “柔佛华人拓殖史”,对港主制度有详尽的叙述。

包税区...
除了拥有耕种某些地区的权力以外,港主也拥有贩卖鸦片、酒、肉类、开设旅馆、当铺等的专利特权。当新山发展起来,人口增加,这些专利特权的租约也在城市内 设置。这些专利特权被称为“包税区”,而这些专利特权的拥有者则称为“包税区主”。在商业上,这是收益非常好的“专利行业”,特别是当赌博已经被新加坡禁 止,而人们即从四面八方来到柔佛赌钱。严格来说,港主即是租约的拥有者,因为他们有执行包税区的权利,港主即成为富有与有权势者。因此,港主的称谓,有时 会被误认为是某些等级的官位。

陈旭年街(Jalan Tan Hiok Nee)...

无可置疑的,陈旭年(Tan Hiok Nee)是早期先贤之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到南洋来开始他那贩布的生涯,当时尚居住在新加坡直落布兰雅(Teluk Blangah)的柔佛皇室家族也是他的顾客。传说,陈旭年与苏丹阿布巴卡是结拜兄弟,这是难以证实的,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是两者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 当陈旭年来到新山时,他开展了其他领域的生意,而在纱玉河(Sungai Segget)中的小岛建设了第一间巴刹。他使自己成为一位甘蜜与胡椒的经商者,并成为柔佛内最大的包税区主,最后也成为最多港主租借地的拥有者。他曾经 拥有柔佛河左岸,由哥打丁宜(Kota Tinggi)南部到乌敏岛(Pulau Ubin)的租借地。他也曾与章芳林(Cheang Hong Lim)和陈盛保(Tan Seng Poh)合股经营新加坡与柔佛的酒庄与鸦片园。

他继承了陈开顺而成为义兴公司的首领,并与1870年被委为华人侨长(Major)。据了解,他是马来亚历史上唯一被委任为华人侨长的人。而他被委为“侨 长”而不是“甲必丹(Kapitan)”,可能是因为当时已有许多华人甲必丹,而他是被冠于一个比他们更高的地位。苏丹是从巴达维亚(Batavia,即 现在的雅加达,Jakarta)选用了这么的一个头衔。在那里的荷兰人在一个甲必丹与七个副官之上指定一位华人侨长。巴达维亚的华人侨长势拥有某些官方任 务的,而陈旭年也拥有这些任务。由于他是义兴公司的首领,他的最主要任务是在华人社群中维持法律与秩序。正如1874年《新加坡与海峡年鉴 (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所记载,他是州议会内两位华人成员之一。基于他是义兴公司的首领以及华人侨长的地位,以及他租借地的财富,使他成为19世纪柔佛最 富有与最有权利的人。

泰兴街(Jalan Tun Dr.Ismail)...

二战之前,从大皇宫前面直至新山中央医院这条路原为“泰兴路”,即馀泰兴(Seah Tai Heng @ Tee Hong)的名字命名的。但是此路线在已被改名为敦依斯迈医生路(Jalan Tun Dr.Ismail)。除了于19世纪70年代被委为柔佛的第三位甲必丹之外,未有其他有关他的资料可供查询。第一位华人甲必丹是陈开顺,第二位是陈开顺 德义子陈清丰,他们两位都是地不佬区(Tebrau)的甲必丹。由于华人甲必丹的地位,馀泰兴与陈旭年一样同为州议会中两位华人议员之一。他拥有乌鲁士古 来(Ulu Skudai)的港主租借地,及在新山拥有一间甘蜜及胡椒公司,而他也是以为杰出的港主,甘蜜和胡椒经营者及包税区主。他于1884年去世,由他的孩子馀 连财接手他的生意。

仁贵路(Jalan Jim Quee)...

火车站后面的路是以馀仁贵的名字命名为仁贵路,他是新山一位早期的先驱者,根据1973年《新加坡与海峡年鉴》指出,他拥有一间经营甘蜜与胡椒的商店。此 外,他也拥有与火车站毗邻的土地。而仁贵路过去是延伸至他坐落于客家公会附近的住家。开始时他在此地种植甘蜜与胡椒,但当甘蜜与胡椒不再有利润时,他就该 种咖啡。因此,此地区即成为著名的咖啡园。

义兴路(Jalan Ngee Heng)...
这条路是以义兴公司的名字命名的,而原本这条路是始于直律街(Jalan Trus)尾端一直延伸至华人义山(绵裕亭),包括目前称为敦阿都拉萨路(Jalan Tun Abdul Razak)的一部分。但现在,这条路以被截得很短了,义兴公司的建筑物据说是坐落在义山入口处。对于州政府尊敬义兴公司的意向,可由目前的地图上,尚把 此地区成为甘榜义兴(Kampung Ngee Heng),及1928年成立的政府英校被命名为义兴小学(S.K. Ngee Heng)可窥见一般。

亚相路(Jalan Ah Siang)...
林亚相是继陈开顺与陈旭年之后成为义兴公司的首领,此路是以林亚相的名字命名的。他是4条河流的租借地的港主,并在新山进行许多商业投资,包括当铺及各种资产,除了以上所述,他也拥有东柔佛与兴楼(Endau)一代的伐木特许权。

1892年,他从苏丹阿布巴卡手中接获属于士都浪(Stulang)的地契,允许他在一片由海边延伸到以往的国泰戏院所在地的土地开辟一个甘榜。地契上写 明他必须像黄亚福与馀仁贵一样引入人民,建造房子及铺设一条主要公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地契告诉我们,华人被鼓励进入柔佛是另一个理由,即增加人口,此 地契也给予他包税区主的权利,而他开的赌馆即是建筑在现在的新香港酒家前面的海边上高脚屋。

黄亚福街(Jalan Wong Ah Fook)...
前面所提过的那些人物都是潮州人,但是黄亚福却是广府人。开始时他是一位木匠,而后来成为建筑承包商,并成为州政府的主要建筑承包商。新山许多历史建筑物 都是他承建的,包括苏丹大皇宫(Istana Besar)和新山监狱(Penjara Johor Bahru)。之后他也进行甘蜜与胡椒的种植,并成为包税区主以及开设银行。身为银行家,他开设马来亚第一间华人银行“广益银行(Kwong Yik Bank)”。在柔佛,他也是于1878年创设的广肇会馆的创办人,并捐献2间店屋作为会馆的会所。

在1892年,他从苏丹阿布巴卡手中接获一张地契,作为他协助州政府重新取得税收控制权的奖赏,而此地区即是纱玉河(Sungai Segget)东岸的土地,而发展成为甘榜黄亚福(Kampung Wong Ah Fook)。而它的居民主要是广府人,成为城中的广府人区。主要的道路也被命名为黄亚福路(Jalan Wong Ah Fook),而甘榜中的3条小路即以他的3位长子的名字命名,即是兆南街(Jalan Siu Nam)、兆坤街(Jalan Siu Koon)和兆祯街(Jalan Siu Chin)

黄兆南是黄亚福的长子,他被送回中国接受传统的教育,并金榜题名。而兆坤则是他的次子,协助他打理生意。兆祯是第一位考获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法律系学士的马来亚华人。在柔佛比较出名的是他的第四儿子兆矽,他是一位律师,也是大战前后州议会的一位成员,以拿督 S.Q.Wong(Datuk S.Q.Wong)称著于新山社会。

街道的名字...
以上所提及的华人先驱都是华人社会的领袖,他们都是富有者,并且活跃于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他们都慷慨捐助马来亚的慈善事业。陈旭年、黄亚福、林亚相都是 宽柔学校(Foon Yew High School)得奠基者。他们具有显赫的地位,陈旭年和馀泰兴都是州议会的议员,黄亚福是新加坡的太平局绅(Justice of the Peace/Jaksa Pendamai,简称J.P.)。

一般而言,道路的命名有2种方式;第一:由当政者正式命名,这是倾向于选择某些名字,以纪念对政府有重要贡献者;第二:由于大众的使用及其他本地因素。在 新加坡,这两种道路命名系统产生两组街名,一组官式的和另一组非官式的。官式者显示于街牌与道路指南上,而不管大众的使用,而大众却偏爱于另一组名字。此 现象似乎未在柔佛出现,在柔佛官方采取较为宽松的主意,而出现此两种系统混淆及混合在一起。由政府建筑的路就以著名的马来人的名字命名,而非马来名的街 道,则以不同的方式取得名字。

在拓殖期间,新山是处在未发展阶段,早期的落户者,若希望能有道路通往他们自己的产业地点,就必须自己兴建道路。举个例子,原本的义兴路是很长的,也只有 义兴公司才有能力负担的起此责任及费用建造一条路通往它的会所。我们也从林亚相的地契上知道,他被要求在其土地上建造一条路。陈旭年路被建造,以便在纱玉 河上岸的货物能被运载到陈旭年的店屋与栈房。同样的,仁贵路直达馀仁贵的住宅。已故的吴德州(Goh Teck Chow)夫人讲述,看到其祖辈黄亚福先生拿着一把雨伞在烈日下,监督建造黄亚福街的情景,因为是他自己进行的道路建造,黄亚福就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地位, 以他及3位长子的名字为这些街道取名。这些路名就因为众人的使用与众人的认知而流传至今。例如,很自然地延伸至义兴公司的路被称为义兴路,正如每个人都知 道是黄亚福建造的主要道路,而称为黄亚福路一样的明显。

无论这些街道以什么情况下取得其名都好,这些路就是新山历史及柔佛历史的一部分。政府至今未改变这些名字,显示其对华人在柔佛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的尊敬。

“柔佛华人”篇

说到柔佛州的华人,就得提一提首府新山(Johor Bahru)的华人故事。在首府新山,有数条街道是由华人名字命名的,而这些街道是用来纪念本地一些华人的。要解释这些街道为什么会取这些人物的名字,不 但需要回溯华人在柔佛的历史,更需要追溯旧柔佛皇朝及其后代所建立的现代柔佛历史,以了解华人在更大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柔佛州的历史,是由许许多多献身 为建设柔佛的人群的事迹所写成的,在他们之中有马来人、华人、爪哇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欧洲人等。这篇文章将着重探讨当时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 中研究19世纪柔佛经济发展史。

从柔佛皇朝说起...
柔佛的历史始于1511年,马六甲皇朝(Kesultanan Melaka)落入葡萄牙人手中,而马六甲苏丹逃往来到南部,最终沿着柔佛河的几个地点重新建立新皇朝。1699年,当马六甲皇朝最后一位苏丹,苏丹马末 沙(Sultan Mahmud Shah)在哥打丁宜(Kota Tinggi)被刺杀后,由于苏丹马末沙死时没有后代继承皇位,所以皇位便由其内阁总理,阿都佳里尔(Bendahara Paduka Raja Tun Abdul Jalil)继承。随后,在柔佛的权利及声望下降的情况下,苏丹只好于1728年将柔佛皇朝的行政中心移至廖内(Riau)。

廖内的华人...
华人到南洋来进行贸易活动已有数世纪,但是直到此时,华人才开始决定定居下来,并以矿工和垦殖民为职业。在18世纪30年代,华人劳工被引入到廖内的甘蜜 园(Ladang Gambir)工作。据统计,截至18世纪80年代,在廖内的华人就约有一万人。由于甘蜜为咀嚼槟榔的一种配料,所以马来人种植甘蜜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在引入华人劳工后,原为小型地方性产品的甘蜜,顿时成为出口农产品。因此,可以说是华人把商贸农业带进了这个地区,因为在欧洲甘蜜被用来鞣制皮革,所以甘 蜜的需求量蛮多的,而甘蜜就变成了一项重要的出口农产品。

此外,就是从廖内开始,华人研制出将胡椒与甘蜜共同种植在一片土地上。同时,这里也是最先引进港主制度(Sistem Kangcu)的地方。

迁移到新加坡...
由于甘蜜这种商品吸引许多外国船只前来进行买卖,使得许多国家的船只都因为甘蜜而到来廖内进行贸易,而廖内也因此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可是它的权利与繁华 引起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的注意,于1784年开始攻击廖内。当时的廖内苏丹皇宫里的一位大臣,也就是现代柔佛皇朝的奠基者,天猛公阿都拉曼 (Temenggong Abdul Rahman)控制着廖内群岛的部分岛屿和包括新加坡的马来半岛南部一些地区。当1818年荷兰人重新占领廖内时,他带领部分华人垦殖民隐退到新加坡。所 以当莱佛士(Raffles)于1819年登陆新加坡时,已有大约30名华人定居于新加坡,同时也有20个由华人与马来人耕种的甘蜜园了。

柔佛州...
1819年,东姑胡先(Tengku Husin)与天猛公阿都拉曼(Temenggong Abdul Rahman)和开发新加坡的莱佛士签合约,英国正式占领新加坡。不久后他们发现本身都处在失利的状况下1819 年蘇丹胡仙和天猛公鴨都拉曼與開發新加坡的萊佛士簽訂了合約。英國人得到了新加坡的控制權,且不多久他們發現自己處在失利情況下。原本住在新加坡河畔的天 猛公阿都拉曼也被迫搬到直落布兰雅(Teluk Belangah)村,苏丹胡先则住在格兰(Glam)村。双方都在争夺柔佛森林受益的控制权...而且虽然名誉上英国承认苏丹胡先为苏丹/统治者,但是 天猛公阿都拉曼与其子,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Temenggong Ibrahim)却有能力更精明地与英国人交往而赢取他们的支持。

东姑胡先与天猛公阿都拉曼和莱佛士签署合约

1855年,苏丹胡先去世后,其子嗣身负巨债,唯只好同意签下协议,将柔佛州的统治权转让给天猛公依布拉欣,自己却接受了苏丹阿里(Sultan Ali)的空衔,以及为数5000元及养老金的回报。而丹绒布蒂里(Tanjung Puteri)也成为新的州首府,也就是1855年,现代柔佛州正式诞生。当时它被命名为依斯干达布蒂里(Iskandar Puteri),但于1866年正式改名为柔佛峇鲁(Johor Bahru,即新山)。

甘蜜与胡椒...
眼见甘蜜与胡椒在廖内与新加坡的成功栽种,远在新山被拓殖之前,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就鼓励华人将他们的农耕活动延伸至柔佛。新加坡栽种甘蜜是始于廖内华人,柔佛栽种甘蜜则由新加坡华人开始。

华人甘蜜与胡椒园进入柔佛基于以下几个因素:

1. 有关甘蜜成长方面的农业因素
甘蜜与胡椒是以10比1的比例,在同一块地的不同部分进行栽种的,而胡椒的种植是季节性的。因此单单种植胡椒是无法留住所雇用的员工的;而甘蜜的种植则是 连续性的,即采集它的叶子并加以提炼以提取浓汁,其渣滓则可成为胡椒树的肥料。因此,这两种农作物可以互相配搭。但是,耕种甘蜜却会耗尽土地的所有营养, 所以必须不断地开垦新的森林地。到了19世纪40年代,许多新加坡早期的甘蜜园都被迫被放弃,因为许多森林都已被砍伐而缺乏耕种的土地。

2. 与土地行政有关的法律问题
这些垦殖者并非土地的拥有者,而是擅自占地者。所以当新加坡开始被开发之初,有着许多未被占用的土地,可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由于土地的缺乏与垦殖者之间的纠纷,政府开始对园丘进行审查,注册并采取了征收地税的制度。而当时许多的园主都反对缴交地税。

3. 由中国历史事件所延伸出来的历史因素
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私会党”或“兄弟会”的组织,尤其是清朝时期最为活跃,而他们都是反对满清的,并且采用“反清复明”的口号。在19世纪时,许多革 命志士进行反对满清的活动,而私会党也被牵连在此纷争中。所以当清朝朝廷政府对他们采取压制行动时,其中一条可以逃生的路,就是逃到海外其他国家去。当 1807年满清采取行动对付天地会后,最早逃难到南洋来的记录是在1813年。

4. 本地华人社会的组成方式的社会因素
任何有大量华人聚居的地方,私会党组织必然会在那里出现。在新加坡,最初他们是被允许活动的,而由他们的首领对他们的成员的行为负责。但是到了19世纪 40年代,英国官员对于被视为匪徒的私会党的活动产生忧虑,并采取严峻的行动对付他们的犯罪活动。这些私会党组织是以祖籍方言来区分的。最主要的帮派有潮 帮的义兴(Ngee Heng)和福建帮的义福(Ngee Hock)。由于大多数的园主都是潮州人,义兴公司即成为控制甘蜜与胡椒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在1846年3月26日的《新加坡自由日报》刊登了一封义兴首 领陈德海(Tan Tek Hye)下令4000名甘蜜及胡椒种植者迁移至柔佛以抗议当局征税的信。而那些种植者也跟着做,所以这是华人大量迁移进入柔佛最早的记录。

在19世纪40年代,上述所提出的农业、法律、历史、社会等促成华人迁移的因素,加上柔佛方面提出的带有吸引力的因素,造成华人开始迁移进入柔佛,而天猛 公达因依布拉欣及其子嗣苏丹阿布巴卡(Sultan Abu Bakar)决定开发森林并发展经济。因此,他们鼓励华人到柔佛来。

义兴(Ngee Heng)公司...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义兴公司是早期柔佛华人历史的重要环节。遗憾的是,只有很少关于这年代的事件的记录,而有一些报告也很难给予肯定。在1950年 出版的《潮侨通鉴》中,李馨写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论述。根据这篇文章,在清朝朝廷政府的压制下,洪门会转入地下,改名为义兴,同时逃至海外英国与荷兰 的殖民地。之后,陈开顺与其他义兴首领觉得新加坡不再适合做避难所,而决定移入柔佛并在柔佛的陈厝港(即地不佬港脚,Kangkar Tebrau)定居下来。文章接着指出,几年后当麻坡开始反抗苏丹时,陈开顺便带领义兴党员去平定麻坡的局势。因此,苏丹开始欣赏及信任他。

李馨在描绘华人移居进入柔佛的情景时,加入了义兴党的成分是做了一份很有价值的记录。可是因为私会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义兴公司的历史必须从当时周遭环境的证据去加以肯定。

陈开顺给与苏丹阿布巴卡的协助,只能间接地从参阅麻坡的历史得以证实。麻坡的领土并未被包括在1855年的协约内,而是由苏丹阿里属下的麻坡天猛公所管 辖。这对苏丹阿布巴卡是一项大问题,造成苏丹阿布巴卡的人民与苏丹阿里的人民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此问题一直拖延到了1877年,当麻坡被并入柔佛版图之后 才得到解决。可以做出肯定的假设,由于陈开顺是洪门会的会员,他与他的追随者也都是技击好手,因此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华人参与协助平定麻坡的叛乱,可是华人 的参与是非常可能的。在苏丹的皇朝尚未稳当的当儿,他们的武艺对苏丹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其他地方也有华人涉及马来精英分子之间的纠纷的例子,如当初海山派 (Puak Hai San)首领,甲必丹叶亚来(Kapitan Yap Ah Loy)涉入雪兰莪的内战,即是一个例子。

在决定性的时刻,陈开顺给予的军事协助,可以说明为什么苏丹阿布巴卡偏爱义兴公司而不是其他私会党,以及为什么它的首领与苏丹拥有特别的关系等疑问。基于 此理由,义兴公司被视为友善,并为唯一被允许在柔佛活动的私会党组织。一位像陈开顺这样身具武功,同时又是义兴公司这样一个有良好组织的领袖的人,让他在 华人社群中维持法律与秩序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了解在华人进入柔佛,甚至新山开始建设之初,柔佛并为设立政府,而只有数字官员驻扎在那里。一般的看法认为, 因为在柔佛的种植者都是潮州人,义兴公司随着华人进入柔佛。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义兴公司带领华人进入柔佛,并通过他与苏丹的特别关系,协助华人组 成一个社群。

当英国的政府于1890年禁止私会党活动时,苏丹也被要求查封义兴公司,但苏丹殿下并没有照做,反而写信给英国的总督(Governor)解释说,那是一 个在他恩准下,被官方承认的组织,同时也是一个对居住在柔佛的华人有作用、有好处的组织,苏丹也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压制政策。殿下指出,秘密会社的存在是不 可能用法律去消除掉的,而最好是经过时间过去,渐渐改变它的性质,并把它们置于政府的控制下,才是较好的政策。苏丹所提出的控制是,义兴虽然是潮州人的组 织,它必须向所有华人开放,所有的华人甲必丹(Kapitan)与华人港主(Kangcu)必须成为它的成员。

通过指示所有华人进入同一个组织,苏丹阿布巴卡在间接上就强制各个派系的华人互相合作。因为义兴公司享有庇护者的身份,所有华人都置于它的保护下,而忠诚 地敬仰它。因此,如怡保(Ipoh)所发生的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的派系战争,或吉隆坡(Kuala Lumpur)所发生的客家人本身的派系斗争,或槟城与新加坡所发生的福建人、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骚乱事件,都未曾在柔佛发生过。这些麻烦事件都是因为 敌对派系争夺权力而引起。因为唯独只有义兴公司被允准活动,苏丹即有能力防止这些潜在的斗争,同时给予有势力的义兴公司维持法纪与秩序的责任,和平便得以 维持。偶尔的冲突曾发生,但那也只不过是一些社会领袖有能力处理的小事件罢了。

柔佛华人所扮演的角色...
从以上的分析,对于华人在柔佛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做出几个 结论。第一,在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与苏丹阿布巴卡的鼓励下,华人进入柔佛;第二,华人拓殖洪荒森林,引入商贸农业。甘蜜、胡椒与包税区的税收,使柔佛具有 很强的经济地位。第三,华人协助州内的人口增长,并曾经一度华人占人口的绝大部分。第四,华人首领升任高权力职位,协助政府处理华人社会的问题与要求。华 人首领如陈开顺、陈旭年与马来统治者及其官员,如州务大臣拿督嘉化莫哈末(Datuk Jaafar bin Haji Muhammad),与外务大臣拿督莫哈末沙列伯郎(Datuk Mohd. Salleh bin Perang)有过密切的关系。数为华人也被苏丹封赐有功勋衔,包括陈旭年被封为S.P.M.J.(Seri Paduka Mahkota Johor Yang Amat Mulia,也就是柔佛最高荣誉勋衔,尊称“Datuk拿督”)、林亚相与黄亚福被封为S.M.J.(Setia Mahkota Johor)等。

在此,我们必须承认马来统治者的眼光与智慧,以及其官员善用华人的力量与企业精神以促进柔佛州的利益。其结果是,不仅是华人与华人之间,甚至是华人与马来 人之间的亲善关系,成为柔佛华人历史的特征。族群间的良好关系是柔佛历史上一项最具意义与杰出的特色。这种和平与亲善关系是过去马来统治者与华人先贤给予 现代人的遗产,这项传代物也是马来西亚其他族群关系的重要课程一环。

柔佛华人历史:新山“明墓”的由來...

全馬獨一無二的古墓
新山“明墓”的由來
updated:2000/08/06 12:03 MYT

歷史悠久的“明墓”,獨一無二的古墓,
它的建立,是要紀念當年“反清復明”的志士

“明墓”另一側觀

明墓”位在新山原義興路綿裕亭老義山,這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古墓,年代久遠。

它奇特在於: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名稱,此其一;地位特殊,新山中華公會及寬柔諸董事,每年春秋兩季都要前往拜祭,這個傳統沿襲至今,已有數十年之久了,此其二。

這個名為“明墓”的古墓,建於1921年,迄今已有79年的歷史。

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是一座獨一無二的古墓,所以,它存在的歷史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沒有義興沒有“明墓”

沒有義興公司,就沒有“明墓”,“明墓”的建立,就是要紀念該公司當年對新山發展所作出的貢獻。

義興公司是洪門一個支會,近兩百年來,它與馬新華人社會關係密切。

人們通稱的會黨,就是歷史上提及的三合會或三星,他們對外稱天地會,對內自稱洪門。

天地會創立於清朝康熙13年,創辦人是鄭成功的部將陳永華,其宗旨在於“反清復明”。

當最後一個反抗保壘台灣為清兵攻陷後,能逃生的洪門志士紛紛前往南洋避難。

義興公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於馬新華人社會。它最先來到檳城,時當18世紀末。

柔佛有義興公司,約在1844年陳厝港開闢後。

柔佛義興公司第1任首領是陳開順,正是他把這個組織由新加坡引進柔佛。

義興公司在新山享有“獨尊”與“獨大”的地位,加上歷任領袖,充滿智慧,眼光獨到,手法靈活,他們與統治者建立了極其微妙的關係,因而開創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他們獲准公開活動長達六、七十年

(二)響應統治者的號召,協助敉平麻坡的叛亂,促進柔佛的統一

(三)歷任領袖深受器重,如陳開順受委為第1位華人甲必丹、陳旭年受委為華僑僑長、林亞相受封為拿督

(四)各地開港的港主,大多數都是義興的成員

(五)陳旭年曾陪同蘇丹阿武巴加訪問滿清時代的中國。

義興公司與柔佛統治者維持良好的關係,通過獨創的“港主制度”,促進了19世紀柔佛的發展與繁榮。

義興公司後來被令解散,是因1911年“滿清”被推翻後,形勢已改觀,它原標榜的奮斗目標──反清復明已失去依據,因此在柔佛蘇丹一聲命令下,從1919年起只好停止公開活動。

新山華社一個時代結束了。

身為義興公司最後一任首領的林進和,對於如何處理該公司留下的二萬餘元存款,頗費周章,起初原擬轉贈給潮州人的“椒蜜公司”,後來在黃羲初力爭下,才轉送給寬柔學校,作為教育基金。

寬柔董事部就用這筆錢,在新山市區購買3間店屋,用所得的屋租,充當學校的經費。

此外,林進和另撥出5000元來興建“明墓”。

“明墓”就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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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7 16:18:30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有去看过“明墓”会发现有一个字。3点水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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